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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醫學是全球高度聚焦的學科，是人才、資源和社會期待高度匯聚的學科。通過中美比較揭示了我國醫學學科建設在資源有效供給、多元合作機制、科研轉化體制、信息技術融合四個方面的現實差距。新時代，建議我國加大醫學學科資源配置力度，構建多元籌資與醫院反哺機制，拓展深化合作網絡、優化醫學協作機制，加強轉化服務意識、構建高效成果轉化體系，促進醫工交叉融合、引領智慧醫療新范式。

關鍵詞：醫學學科；中美比較；建議與啟示；一流學科；醫工交叉融合

作者簡介：叢琳，上海交通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研究生，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聯合培養博士生；趙文華，上海交通大學中國醫院發展研究院醫學教育研究所所長，醫學院黨委副書記，教育學院教授。

醫學是旨在保護和加強人類健康、預防和治療疾病的科學知識體系和實踐活動。集醫、教、研、管為一體的一流醫學院校是一流醫學學科建設的主陣地，在培養一流醫學人才、推進重大原創性醫學研究、提供頂尖的醫療服務等方面引領世界。一流醫學學科建設在各國高等學校學科建設中具有重要地位。

一、 研究背景與問題提出

2017年，為提升我國教育發展水平、增強國家核心競爭力、奠定長遠發展基礎，教育部等部門聯合頒發《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實施辦法（暫行）》，標志著我國一流大學與一流學科建設踏上新征程。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考中，醫學學科進一步凸顯了其在保證國家繁榮發展、人民生命安全等方面的重要地位與責任使命。建設世界一流的醫學學科不僅能為構建高等教育強國提供有力支撐，也能為順利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保駕護航。

1949年以來，我國醫學學科建設不斷進取，已取得顯著效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到改革開放初期，高等醫學院校由39所增加到107所，其中獨立建制的醫學院校有102所，逐步改善了醫學教育辦學層次偏低、學制混亂、地區分布不均衡等問題。20世紀90年代，我國陸續啟動“211工程”和“985工程”，在15所高校建設34個醫學重點學科。到2019年，全國設立醫學教育的高等醫 學院校有900余所、碩士授予單位有近250個、博士授予單位有90余個，在校醫學研究生達29萬多人，年招生數量達10萬多人，構建了全世界規模最大的醫學教育體系。在42所一流大學建設高校中，有30所設立了醫學院（部），另有3所正在籌建醫學院（部），根據《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學科、專業目錄》和《“雙一流”建設學科名單》可知，其中8所一流大學高校承擔了全國59.5%的一流醫學學科建設任務，在42個一流醫學學科（含自定）中占25個（見表1），一流綜合性大學在我國醫學學科建設中的地位日益凸顯。

對標世界一流醫學學科發展水平，我國醫學發展質量亟待提升。據有關排名結果可知，美國醫學學科發展水平居世界前列，前15名高校中美國高校占53.3%，多達35所美國高校進入前100名。與之相比，中國醫學學科發展明顯落后，前15名中沒有中國高校，前100名的高校占比很少，醫學學科總體發展水平距世界一流存在較大差距。

本文在美國醫學教育聯絡委員會（The Liaison Committee on Medical Education, LCME）認可的125所醫學院中，選取排名靠前的5所醫學院作為參照系，分別為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戴維格芬醫學院、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醫學院、華盛頓大學醫學院、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醫學院、密歇根大學醫學院（見表2），通過對資源有效供給、多元合作機制、科研轉化體制、信息技術融合等4個醫學建設重點關注領域進行比較，分析我國醫學學科建設的短板，并對進一步加強我國一流醫學學科建設的路徑提出建議。

5所醫學院的研究實力和醫療服務水平世界領先，他們眾多的研究部門和醫療保健機構致力于通過更好的教育、研究、患者護理及公共服務來改善健康（見表2）。

二、 我國醫學學科建設的短板：基于中美比較的視角

（一） 資源有效供給

Seashore和Yuchtman認為組織是否有效取決于其獲取所需資源的程度。Pfeffer和Salantik提出的資源依賴理論指出組織作為一個開放系統必須獲得資源，并經過一些轉換后將生產的產品和服務提供給廣義的顧客，而后顧客提供資金使得組織可以獲得更多的輸入，繼續周期循環。有形資源是高等學校存在與發展所必需的，沒有有形資源，高等學校就缺乏存在與發展的物質基礎，教育無形資源的價值就不可能實現。組織經濟學認為財力應該是最基礎的構成，物力資源實際上也是財力資源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以教師為主體的人力資源是學校建設發展最基本、最核心、最重要的資源。

在資源投入方面，我國醫學院科研資金投入總量與美國相比差距較大。以中美各三所一流醫學院為例（見表3），我國醫學院的科研資助金額普遍低于美國醫學院且差額較大。例如，華盛頓大學醫學院2016年獲得的科研經費是四川大學華西醫學中心2015年的數倍。北京協和醫學院2001—2005年累計5年獲得的科研項目資助不及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醫學院2018年1年研究經費。

美國醫學院的資金供給多元化，醫療中心貢獻突出。以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醫學院為例，2018年學校除了各級政府撥款（12.61%）外，接收私人捐贈（6.57%）、基金會捐贈（5.38%）、當地捐贈（2.94%）的資金多達9.85億美元，醫療中心更為院校提供巨額運轉資金（65.37%），2018年創收高達43.3億美元，此外還有企業協助、其他臨床與教育活動收入等諸多資金來源。我國醫學院的資金供給主要以政府財政撥款為主、事業收入為輔，經營收入和其他收入較為薄弱。以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為例，2019年醫學院共計收入17.49億元，其中政府財政撥款為8.16億元（46.68%），事業收入為7.17億元（40.99%），其他收入為2.13億元(12.18%)，經營收入為0.03億元（0.15%）。

美國醫學院擁有先進的基礎設施。密歇根大學醫學院的生物醫學研究核心設施（The Biomedical Research Core Facilities, BRCF）為研究人員提供最先進的儀器、資源和專業知識，能夠支持他們在科學領域進行新的研究、開發新的技術。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臨床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Clinical Research, CCR）每年可支持數百個臨床試驗，擁有最先進的設施（State-of-the-art facilities），設施配備齊全，支持臨床研究的全過程。我國受制于醫學經費投入相對偏少，醫學院高端基礎設施建設有待加強。“非典”（SARS）以來，我國先后建立了近30個P3實驗室，但布局在醫學院的數量稀少，很大程度上制約了醫學院在相關領域的研究能力。

美國醫學院十分重視教師的國際影響力與可持續發展。華盛頓大學醫學院、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醫學院、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院教師隊伍中都擁有若干名諾貝爾獎獲得者，我國醫學院的師資隊伍中缺乏世界頂尖的學術帶頭人。此外，5所美國醫學院均設有專門的教師培育體系，提供增強醫學教育技能的課程培訓、頒發多種類別的獎項和證書、組織專項卓越教師聯盟、定期進行評估和反饋、提供前瞻有效的職業規劃設計等（見表4），教師發展服務系統趨于成熟。我國醫學院教師發展途徑比較單一，教師發展體系建設滯緩，如我國很多一流醫學院未能及時成立專業有效的教師培訓中心，教師發展多依賴學校的整體培訓等。

（二） 多元合作機制

醫學學科建設的多元合作機制指在人才培養、醫學研究、社會服務方面實現跨學科、跨地域、跨組織的協作，是醫學發展的重要路徑。

華盛頓大學通過跨州醫學教育計劃WWAMI培養初級衛生保健醫師，該計劃有效利用華盛頓州、懷俄明州、阿拉斯加州、蒙大拿州和愛達荷州的教育資源進行聯合醫學人才培養。醫學院被US.NEWS評為初級保健教育單位，負責家庭醫學和農村醫學培訓的頂級醫學院離不開WWAMI計劃的實施。同時，美國醫學教育注重跨學科知識的融會貫通。例如，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醫學院的綜合科學課程（Integrated Scientific Curriculum, ISC），“整合了臨床醫學和基礎醫學科學，涵蓋健康和疾病的概念、知識，在人體器官系統的背景下教授，綜合科學課程的設計為臨床實踐提供了強有力的科學基礎”。我國醫學院人才培養主要依托自身及其附屬醫院體系，區域聯合整合資源培養人才的制度建設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此外，盡管我國已有部分醫學院率先探索跨學科課程綜合改革，但整體上醫學教育跨學科綜合改革起步較晚，體系尚不完善。

美國醫學研究倡導跨學科、跨地域、跨組織協同創新。例如，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戴維格芬醫學院在確定六個統一的研究主題的背景下，成立包含33個新實驗室的跨學科合作空間——南塔研究空間（South Tower Research Space）。南塔研究空間中科學家組成的跨學科團體致力于不同的系統，但他們都著力解決類似的健康問題，因此整個空間互相交流思想、回答彼此問題、共享資源設備。正如醫學博士米特爾曼（Steven D. Mittelman）所說“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卓越研究人員致力于攻克各自領域難題，當他需要一個合作伙伴時，在南塔至少可以找到十個領域的專家，南塔中的跨學科合作有效推動了科研成果轉化”。此外，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醫學院與工商業界、私人和公共組織、學術機構以及社區的研究合作關系，不僅開拓了醫學院的發展視野，也為其帶來了寶貴的知識和資源，其中該醫學院的國際合作尤為突出，依托學校全球健康科學研究所（Institute for Global Health Sciences, IGHS），成功創建與190多個國家的學術組織、行政機構、尖端企業等的伙伴關系。作為世界著名的醫學類研究型大學，其成功得益于根深蒂固的合作文化。我國醫學院科室壁壘固化嚴重，各系科之間“各自為政”，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思想的活躍碰撞、資源的充分共享、應用的有效集成。同時，我國醫學院國際科研合作雖不斷進步，如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已與25個國家和地區的70所大學及科研機構開展了廣泛的合作，北京大學醫學部與100多所海外高校和機構建立了合作關系，其中有40余所為北京大學醫學部戰略合作伙伴，但大部分醫學院國際合作網絡中的科研機構或大學不足50所。

美國醫學社會服務合作扎根本土，輻射國際。社會服務本土合作方式主要為社區參與。社區參與意味著與社區的利益相關者發展伙伴關系，了解社區的需求和特點，并使研究更容易為社區理解和接受，社區參與的目的是充當研究人員與社區之間的橋梁，以協作解決社區最緊要的健康挑戰。美國醫學院通過制訂豐富的社區參與計劃、成立社區參與服務機構與咨詢委員會、提供社區研究專家與資金技術支持等多種途徑加強社區合作（見表5）。我國醫學院與地方政府部門、衛生醫療機構、社區等協作解決醫學難題的能力有待加強，尤其是下沉服務社區的工作尚未得到充分重視。

（三） 科研轉化機制

醫學院通過科研轉化實現社會效益最大化，彰顯自身價值，樹立學科品牌，推動學科進入良性發展模式。醫學科研轉化的主要途徑包括臨床試驗與轉化研究、創新創業活動、產學研協同創新等。

美國一流醫學院注重臨床試驗與轉化研究。臨床試驗旨在測試一種新療法或新藥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是科學研究從工作臺到病床的關鍵步驟。美國醫學院每年參與大量的臨床實驗，在全方位的服務體系與高效的管理系統支撐下，通過醫療體系與研究中心的彼此協調，積極發現治療疾病的新技術和新方法（見表6）。中國臨床研究效率與國際先進國家和地區相比存在差距和不足。蔣立新等發表于《柳葉刀》的研究表明，若以每百萬人均研究數目計算，中國臨床注冊研究低于南非、日本、巴西、俄羅斯等國。

美國一流醫學院完善的創業協助體系和管理制度催生了多家創業公司。美國是世界上較早開展創業教育的國家，高校的創業教育經歷了早期的創業課程建設、20世紀七八十年代注重培養學生創業實踐能力、20世紀80年代以后注重培養學生的創業意識和企業家精神的發展歷程。醫學院也不曾忽視創新創業。例如，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醫學院研究人員與技術管理辦公室、戰略聯盟辦公室、創業中心等機構之間的高質量科學、企業家文化以及戰略合作關系的強大結合，取得驕人的商業成功，主要服務包括提供企業領導教授的創業課程培訓、評估和發展新想法，制定商業化和知識產權（IP）計劃，進行市場研究、資金籌集、商業化合作伙伴匹配等。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研究催生了超過185家創業公司，這些公司助力學校成為灣區首要的生物技術中心。

與美國相比，我國的創業教育還存在一定差距。盡管近年來在建設創業教育示范基地、明確創業教育目標要求、健全創業教育課程體系、優化創業教育師資隊伍、全面實施高校彈性學制、組織創業教育項目活動、改革創業人才培養模式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但仍然存在創業課程設置缺乏實踐性和系統性，創新創業保障機制滯后，無法提供有效的指導、資金、技術和人才等。

（四） 信息技術融合

醫學人工智能在提升醫療服務效能、創新醫療服務模式、優化科研溝通機制、共享信息資源、加強內部控制、助力疫情防控等方面大有裨益。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為例，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新一代信息技術，一方面在提升疫情防控效率、構建疫情態勢感知能力、支撐防控資源調度和促進防疫工作信息公開等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如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系統科學與工程中心（CSSE）開發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信息地圖，在該校醫學院同時轉發，成為全世界追蹤疫情的重要數據來源；另一方面，也為遠程問診、復診送藥、遠程治療提供了極大支持，如四川大學華西醫院放射科、信息中心利用5G雙千兆+遠程CT掃描助手，為四川省甘孜州3例新冠肺炎患者進行了遠程CT掃描，將有效的醫療手段應用于新冠肺炎檢查。加強醫學人工智能建設，促進醫工交叉學科創新，成為后疫情時代醫學賦能的原動力。

美國醫學院基于智慧科技的研究管理表現突出。以密歇根大學為例，密歇根大學的信息化建設在美國高等教育領域起著標桿示范作用，如其打破組織機構界線，培育了一個全校范圍內獨立的IT共同體，通過合作伙伴關系提供 IT服務和解決方案。醫學院發展亦與高端科技良性交織。密歇根大學數據辦公室和研究數據庫兩單位合作開發“直接數據”（Data Direct），實現研究人員對患者數據的安全訪問，包括400多萬名獨特患者的診斷、治療、藥物等臨床數據。密歇根研究專家數據庫提供密歇根大學5000多名教職員工的研究代表作與擅長領域，使用該數據庫可以找到具有特定專業領域的研究人員進行協作或指導。此外，密歇根大學醫學院提供免費的計算服務和數據存儲的研究計算包（Research Computing Package, RCP），以及設備管理功能的HITS托管計算服務等，均推動密歇根大學醫學院運作的便捷化與高效能。

我國醫學人工智能的發展既面臨著難得的歷史機遇，也面臨著一定挑戰。一方面，醫工融合發展備受重視。上海交通大學舉辦“醫學人工智能創新發展高峰論壇”共同探討國內外在醫學人工智能領域面臨的重大問題，推動人工智能更好地造福醫學和健康事業。四川大學將醫工融合視為學校發展的新動能，是讓華西品牌更加響亮的關鍵舉措。另一方面，我國醫學人工智能發展存在諸多困局。以我國醫院信息化建設為例，目前我國醫院信息化應用發展的主要矛盾是患者服務、醫療業務、醫院治理不斷增長的需要與醫院信息化標準化建設水平和規范化應用能力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醫院信息化應用發展面臨的新難題日益凸顯，一是醫院信息系統數量快速增加，系統之間接口數量與日俱增；二是醫院信息系統的數據技術標準不統一，數據接口成本偏高；三是醫院數據量越來越大，需要規范數據管理和強化數據分析等。

三、啟示與展望：對我國一流醫學學科發展的建議

醫學是全球高度聚焦的學科，是人才、資源和社會期待高度匯聚的學科。在我國“雙一流”建設的學科體系中，醫學版塊的國際競爭最為激烈。加快推進我國一流醫學學科建設，更好保障人民健康和國家安全，需要科學的理念指導和有力的舉措支持?；谥忻泪t學學科建設的比較分析，本文對強化我國一流醫學學科建設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加大醫學學科資源配置力度，構建多元籌資與醫院反哺機制?；卺t學學科建設投入高、周期長、環節多等特點，建議加強一流醫學院資源配置模式改革，加大資源投入力度，建立醫學院多元籌資機制，完善政府、社會、高校相結合的共建機制，形成多元投入、合力支持的格局。建立附屬醫院資源反哺學科建設的相關機制，強化附屬醫院支持卓越醫學創新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的支持政策。精準引進活躍于國際學術前沿的頂尖學科帶頭人，建立健全青年人才蓬勃生長的機制，以教師可持續發展為核心，打造育、引、留一體化的醫學院專任教師發展服務體系與制度安排。

二是拓展深化合作網絡，優化醫學協作機制。結合醫學院辦學條件與現實需求，合理構建跨區域聯合辦學的教育體制。推進醫學課程改革，基于問題導向，科學設計多學科交叉融合的課程體系，尤其是科學整合基礎醫學與臨床醫學知識體系，實現二者的深度貫通，避免簡單“拼盤”。重視科室協作，打破科室壁壘，創造不同研究方向專家互相交流的制度體系和自由環境。加快產學研協同創新，深化產學研合作層次，完善合作配套服務體系，推進研發和產業化鏈條有機銜接。加強區域合作，主動與地方政府及醫療機構等社區利益相關者通過多種方式協作攻關醫學難題。建構更加廣泛的國際科研協作網絡，強化與國外高水平大學、頂尖科研機構的實質性學術交流與科研合作，建立國際合作聯合實驗室、研究中心等。

三是加強轉化服務意識，構建高效成果轉化體系。圍繞生命健康、臨床診療、生物安全、藥物創新、疫苗攻關等領域，重點建設一批具有中國特色、世界水平的醫藥基礎研究創新基地和成果轉化基地。通過政策傾斜與制度優化保證臨床試驗與轉化研究的高效運行，進一步加大對臨床與轉化研究的資金設備支持力度，加快構建健全合理的臨床試驗與轉化研究的服務體系，快速提升我國臨床研究與轉化效益。重視創業教育與服務，完善校企協同育人體制機制，增強創業教育課程實踐性，結合整體教學強化創業教育課程系統性，構建多功能一體化的創業服務保障體系，成立包括觀點設計、資金籌集、培訓指導、企業聯系、可行性分析等全方位職能的專業化創業服務機構。

四是促進醫工交叉融合，引領智慧醫療新范式。激發醫學學科科技創新的源泉，強化問題導向的臨床研究，有組織地推進前沿科技的交叉融合。建議進一步發揮綜合性大學學科綜合優勢，建立“醫學+X”多學科前沿交叉融合平臺和機制。加強醫學院信息化建設頂層設計，借助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等數字技術，分階段創新醫工融合發展。同步提升醫學院新一代信息技術人才隊伍質量與全員信息技術核心素養。加強臨床信息系統建設，促進數據規范化、標準化、科學化應用，打造智慧醫院，全面推行精細化管理，實現醫療服務的“技術性變革”。（注釋略）

                          文章來源：叢琳,趙文華.中美一流醫學學科建設的比較及啟示[J].大學與學科,2022(1):64-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