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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教育部教育質量評估中心發布《一流大學建設高校教學質量監測報告（2021年度）》，通過大量基礎數據、圖表，直觀反映了41所高校的整體概況、辦學條件、師資建設、招生就業、專業教學等方面的情況，全方位呈現了一流大學建設高校的建設成效。作為中國高校的“國家隊”，“雙一流”建設高校的建設進展一直是社會各方關注的焦點。

招生人數不斷上升，本研比例持續下降

招生是一流大學人才培養的第一道關口。數據顯示，2020—2021學年，一流大學建設高校本科計劃招生22.07萬人，實際錄取22萬人，校均實際錄取5300余人。

從各校實際報到人數來看，鄭州大學、吉林大學、山東大學等高校每年人數均已破萬。

“隨著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階段，學生數量的增長、學校規模的擴大是必然現象。”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史靜寰表示，放眼全球，高等教育在進入普及化階段之后的數量增長是普遍的、有規律性的。數量的增長更加凸顯出質量問題，要在擴大規模的同時，重點關注內涵發展，可持續性發展才是決定未來大學地位和聲譽的核心因素。

東北大學教學質量監控與評估中心負責人徐林認為，我國進入普及化的高等教育，已經轉向新的高質量發展階段。這就要求高校進一步明確辦學目標和發展方向，不斷改善辦學條件，擴大師資，完善管理，推動資源配置優化升級，構建教學質量保障體系。同時，國家也要建立健全社會、政府、學校多方參與的教育教學質量監控與保障體系，加大對高等教育質量的監督力度。

值得關注的是，實際錄取人數排名前幾位的高校均為地方的一流大學。如何看待這類高校對地方高等教育的影響？

“這些高校大多是本省唯一的一流大學，是區域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的聚集地，一方面需要滿足不斷增長的本科生、研究生招生需求，另一方面還要承擔科學研究、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等多方位的功能。”史靜寰認為，這些地方旗艦型大學對地方高等教育發展的影響是深遠而復雜的，如何平衡各方面需求需要進一步思考。

在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大學教學研究中心主任郭建鵬看來，相對于精英程度更高的全國性一流大學而言，地方一流大學承擔著更多的擴招壓力。同時，這類高校的辦學資源和條件也明顯不如全國性一流大學。“學生數量的增加進一步稀釋了這些學校本來就有限的教育資源。因此，擴招對地方一流大學辦學質量的影響更大，這類高校可能出現的質量下滑現象尤其要引起重點關注。”

從招生結構上來看，數據顯示，從2017—2018學年至今，一流大學建設高校校均本科生與研究生比例持續下降，2020—2021學年，校均本科生與研究生比例已經接近1:1。

“這說明我國高等教育體系中已經形成了明顯的研究型大學群體。”史靜寰表示，研究生層次的學生規模，尤其是博士生培養的規模，是衡量研究型大學的重要指標。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80年代以后，一些西方國家的綜合性研究型大學出現，本科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視，研究生教育的發展稀釋了本科教育的資源，甚至引發了本科教育危機。

“國內研究型大學要吸取這樣的教訓，統籌考慮本科教育與研究生教育的關系，加強頂層設計。本科教育總體上同質性較強，而研究生教育的層次類型多樣，所以需要在人才培養目標、課程體系、教學方式方法、資源配置等方面通盤考慮。”在史靜寰看來，研究生教育的發展其實也為本科教育提供了更好的發展空間，本科生有了更多科研訓練的機會，大大拓展了本科教育的研究性要素。

徐林認為，要推進本研一體化建設，打破本碩博之間的縱向壁壘和學科專業間的橫向壁壘，實現課程內容一體化、科研實踐一體化、國際培養一體化、質量督導一體化、保障措施一體化，優化整合培養過程，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和培養效率，為拔尖創新型人才提供良好的成長環境。

課程資源投入加大，教授給本科生上課成常態

無論專業是人文社科還是理工醫學，只要學生有探索哲學的興趣，都可以在北大“哲學導論”的課堂上閱讀《會飲》《斐多》等著作，體驗哲學思辨的魅力。作為國家一流本科課程，“哲學導論”課堂采用小班授課、小班討論的方式進行，既是哲學系學生的專業課，也面向全校本科生。

2019年，教育部發布的《關于一流本科課程建設的實施意見》提出，要建設一批中國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課程，一批培養創新型、復合型人才的一流本科課程，以及一批培養應用型人才的一流本科課程。2020年11月，首批國家一流本科課程推出，其中一流大學建設高校共獲國家一流課程1076門，校均獲國家級一流課程26.24門。

課程是大學人才培養的基礎和載體。數據顯示，2017年以來，一流大學建設高校生均課程門數持續上升，2020—2021學年，一流大學建設高校共開設本科課程32.77萬門次、13.95萬門課程，生均課程門數為0.1585。

“課程數量的增加說明一流大學在課程改革上的投入力度不斷加大。”史靜寰認為，大學通過課程對學生進行知識傳承，也通過課程教學來啟發學生對知識進行系統學習和深度思考，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新知識的孕育和創新。作為研究型大學，課程不光是知識的傳承，還要把科學研究的最新成果融入課程教學，并推動跨學科的知識融合。

湖南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院長助理袁建林表示，遵循學生志向與興趣促進個性化發展是教育的終極理想。大學只有開設更多的課程，學生才能根據自己的發展規劃、特長、興趣與愛好選擇個性化的課程。一流大學建設高校生均課程門數的增加意味著學生選課有更多的選擇空間，為學生發展提供更多方向和路徑，有利于學生的個性化發展。

隨著優質課程數量的增加，如何產生1+1>2的效果？在史靜寰看來，下一步需要重視課程體系的建設。“課程體系是由一系列不同類型的課程組合成的知識體系。如果體系設計不好，會影響課程效果的發揮，因此需要學校和院系加強頂層設計。”史靜寰舉例，大學書院制改革推行的通識教育，就是課程體系重構的一種有益嘗試。

教師的教學方式也與課程效果息息相關。通常認為，師資是決定一所大學人才培養質量的核心因素。

每到9月新學期，91歲高齡的中國工程院院士、哈爾濱工程大學水聲學院教授楊士莪步履穩健走上講臺，為本科生開講“振動與聲基礎”第一課。60余年來，楊士莪堅持用自己的科研經歷為學生上第一課，為學生推開水聲世界的大門。

越來越多的大學教授扎根教學一線。數據顯示，2020—2021學年，一流大學建設高校主講本科課程教授占教授總數的比例為82.79%。其中，浙江大學、四川大學、大連理工大學等高校主講本科課程的教授占教授總數的比例超過90%。

“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要求教授給本科生上課正是高校重視本科教育，引導廣大高校教師潛心教學、回歸育人之本的重要舉措。”郭建鵬認為，高校下一步應該重點加強教師教學能力培訓，改革管理體制，完善激勵機制，綜合施策以保障本科教學質量。

2018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全面深化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改革的意見》提出，高校應將教授為本專科生上課作為基本制度。近年來，人民大學、南京大學、華中科技大學等多所一流高校明確了教授承擔本專科生教學最低課時要求，嚴格落實教授為本科生上課制度。

“教授給本科生上課的影響是全方位的，不僅僅是簡單的知識傳授，上課本身就是一種互動交流的方式，教授的思維、學識、修養等方面會潛移默化地對學生產生熏陶，為學生成長注入養分。”史靜寰說。

此外，在師資結構上，數據顯示，2020—2021學年，一流大學建設高校專任教師中高級職稱占比達七成以上，博士學位占比達八成以上，均遠高于全國普通本科高校平均水平。

 “研究型大學的特征決定了師資必須具有較高的研究能力和素養，博士學位和高級職稱反映的正是教師本人的學術水平和科研能力。”史靜寰注意到，現在一些地方普通本科院校以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博士學位占比為參照，一味追求數量，“這種簡單的類比是不合適的，不同類型的大學應有各自的定位。”

升學率整體上升，就業方式走向多元

本科畢業后是就業還是讀研？這是每一名大學生走出象牙塔之前不得不面臨的一道選擇題。

數據顯示，2017—2021學年，一流大學建設高校升學率整體上升。2020—2021學年校均升學率達52.17%。其中，出國留學率為8.45%，讀研率為43.72%。

“升學率上升是符合高等教育發展趨勢的。研究型大學人才培養層次的上移意味著更多本科生有機會進入到研究生階段學習。”史靜寰介紹，以清華大學為例，超過70%的本科生都有機會讀研，其中逾40%的本科生能繼續留在本校深造。

當本科生與研究生的人才培養緊密結合在一起時，培養方案的整體設計顯得尤為關鍵。近年來，不少“雙一流”高校都探索了本碩博一體化貫通式培養模式。

然而，在實踐中，史靜寰發現，一些直博生面臨本科與碩士階段課程設置重復、授課方式單一、學業挑戰度不夠等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一流大學需要更加細致地設計本科、研究生課程體系以及相互之間的銜接和過渡。”史靜寰提醒道。

袁建林認為，從外部環境看，本科升學率的提升可能受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伴隨高等教育普及化而來的可能是“學歷通貨膨脹”現象，隨著越來越多的人獲得高學歷，相應的工作崗位對文憑的要求也會越來越高，許多學生通過進一步提升自身學歷的方式以增加就業競爭“籌碼”。此外，近年由于疫情影響，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就業困難，本科生被動選擇升學深造的現象也不容忽視，這些外部因素無形中會影響本科生的升學率。

對于決定就業的畢業生來說，如今他們有了更加靈活多元的就業方式。視頻UP主、電商博主、劇本殺編劇等都是“00后”們熱衷從事的新興職業。

數據顯示，2020—2021學年有7.5%的一流大學建設高校應屆本科畢業生選擇靈活就業或自主創業，部分一流大學建設高校的這一比例已經超過10%，個別高校已經達到20%左右。

“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說明這部分畢業生思維活躍、不一味追求安逸，有勇氣去嘗試各種新鮮事物，追求不同的人生目標。”史靜寰認為，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階段后，即使是一流大學的畢業生也并非都要走學術之路，應該鼓勵學生的多樣化選擇。從這個角度看，數據還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

郭建鵬注意到，靈活就業和自主創業比例的增加也反映了當前社會轉型期行業變化的特點。傳統行業日益蕭條，直播帶貨、短視頻、內容創作等新興行業日新月異，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得到了年輕人的青睞。

“當然，學生選擇靈活就業或自主創業比例的增加也需要考慮新冠感染疫情的影響，這可能是一部分學生受疫情影響而被迫進行的選擇。”郭建鵬表示，近年來，“考公熱”“考編熱”的現象引起了社會熱議，說明在經濟形勢不好的情況下，一部分學生更趨向于求穩心態，寧愿放棄高薪工作，也要追求穩定工作。

近年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成為熱詞，高校紛紛探索創新創業教育，激發學生的雙創熱情。史靜寰注意到，盡管各高校都開設了創新創業教育，但有的在課程體系中并沒有受到足夠多的重視。

“創新創業教育不是開幾門課那么簡單，不能停留在知識傳授階段，需要與就業市場、復雜的社會系統建立緊密聯系，打開外部通道，為學生的實踐搭建各種平臺。”史靜寰說。

將創新創業教育融入人才培養全過程，不少一流大學邁出了改革的步伐。華東師范大學建立“企業家+教師”共同授課、“校內課堂+校外實踐”聯動推進的教育教學模式，探索團隊合作、案例教學、翻轉課堂等授課方式；蘭州大學與地方、企業、科研院所建立產教融合協同育人基地，培育37門校企聯合課程，將行業普遍采用的技術、標準、流程、規則引入課堂。

徐林認為，高校應致力于將創新創業教育貫穿人才培養全過程，切實增強學生的創新精神、創業意識和創新創業能力。要打破高校、政府、社會壁壘，在推進創新創業教育改革、探索創新創業教學體系、提升大學生創新創業能力等方面實現新的突破，努力造就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生力軍。

                                         來源：《中國教育報》2023年1月6日